赵郡苏轼,余之同年友也。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,称蜀之士,曰黎生、安生者。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,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,辱以顾余。读其文,诚闳壮隽伟,善反复驰骋,穷尽事理;而其材力之放纵,若不可极者也。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,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。
顷之,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。将行,请予言以为赠。余曰:「余之知生,既得之于心矣,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?」黎生曰:「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,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。今求子之言,盖将解惑于里人。」余闻之,自顾而笑。
夫世之迂阔,孰有甚于予乎?知信乎古,而不知合乎世;知志乎道,而不知同乎俗。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。世之迂阔,孰有甚于予乎?今生之迂,特以文不近俗,迂之小者耳,患为笑于里之人。若余之迂大矣,使生持吾言而归,且重得罪,庸讵止于笑乎?
然则若余之于生,将何言哉?谓余之迂为善,则其患若此;谓为不善,则有以合乎世,必违乎古,有以同乎俗,必离乎道矣。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,则于是焉,必能择而取之。
遂书以赠二生,并示苏君,以为何如也?
译文
赵郡苏轼,是我同年中考的朋友。他从四川写信到京师给我,称道四川的两位叫黎生和安生的年青人。不久,黎生携带了他的几十万字的文章,安生也携带了他的几千字的文章,屈尊来拜访我。我读了他们的文章,的确是宽广雄壮、意味深长,善于照应,气势奔放,充分表达了事实和道理,而他们的才力豪放纵逸,好似没有尽头。二生固然可以算得是魁首、奇特和崛起的读书人,苏君因此也可以说是善于知晓人才的人了。
不久,黎生补缺江陵府的司法参军,即将远行的时候,请我以言相赠。我说:“我知道你,已经在内心深处留下你的印象了,还需要在形式上用语言加以表达吗?”黎生说:“我和安生都学习这种骈文,同乡都讥笑我们,认为不切合实际。现在请求您赠言,是想解除同乡邻里的看法。”我听了这些话,连自己都克制不住笑了。
世间不切合实际的人,还有比我更严重的吗?只知道相信古人,却不知道符合世俗;只知道记住圣贤之道,却不知道与世俗同流合污。这就是我现在还遭受困厄的缘故,而且自己还不知道啊!世间不切合实际的人,还有比我更严重的吗?如今您的不切实际,仅仅是由于文章不接近世俗,这不过是不切合实际中的小事罢了,担忧同乡讥笑。像我的不切合实际可就大了,假使你拿着我的文章归去,将要重重的得罪他人,哪里还只是被讥笑?那么像我这样的人,对于你们将要说些什么呢?如果说我的不切合实际算好,那么它的后患就是这样;如果说它不好,那么就可以符合世俗,必定违背古人,就要随同世俗,必定背离圣贤之道了。你还是不要急于解除同乡的疑惑,那么这样,必定能够选择而取其正确的途径。
于是,我书写这些话来赠送给两位,并给苏君看看,认为我们的话怎么样呢?
注释
赵郡:即赵州,治所在今河北赵县。苏轼,字子瞻,号东坡。四川眉山人,宋代著名文学家,因祖籍是赵郡,所以作者称赵郡苏轼。
同年:同年中考的人。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。
遗(wèi):赠予。
黎生、安生:生平不详。
辱:谦词。这里是屈尊的意思。
闳(hóng):宏大。
隽(juàn):意味深长。
顷之:不久。
补:充任。司法参军:官名,掌刑法。
迂阔:迂远而不切实际。
道:指圣人之道,即儒家学说。
庸讵(jù):岂,难道,怎么。
择而取之:指在古文、道与时文,世俗之间的选择。
赏析
这是曾巩撰写给同年好友苏轼推荐的两位青年 (黎生和安生) 的赠序。作者针对黎生提出的写作古文遭到时人非议讥笑一事,表明自己的见解,委婉地告诫黎、安二生不要因怕他人嘲笑就迎合世俗,放弃自己的原则,热情鼓励他们要有勇气走自己的路。
全文一共共分三段。首段叙述黎、安的来历。黎、安二生都为蜀人, 但并不曾与曾巩相识。作者曲尽笔意先写好友苏轼来信引荐之故,“赵郡苏轼,予之同年友也。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, 称蜀之士曰黎生、安生者。”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, 又都是文坛上两颗相映生辉的星座, 苏君的推荐是曾巩留意黎生、安生二人的重要原因, 并非无故牵扯。不久,黎、安二生就各持其文来见曾巩, 于是作者读黎生“数十万言”, 安生“数千言”的文章, 感到二人文章实在是“闳壮隽伟, 善反复驰骋, 穷尽事理,而其材力之放纵, 若不可极者也”, 给予了很高评价。且由文及人, 想到黎、安二生确是“魁奇特起之士”,而苏轼也如伯乐识马, 善荐才子, 令作者感喟。
第二段继由黎生之口,提出了迂滞疏阔——不合时宜、不切实际的问题。但作者题目云赠“二生”, 文中却单提参军黎生求赠言, 因“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, 将行, 请予言以为赠”, 作者便说既然已经心契相知, 就不需要写序言表达出来。 于是从黎生的答话中牵引出安生, 实际上这是补救之笔,关键是道出了文章的主旨“迂阔”。“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, 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。今求子之言, 盖将解惑于里人。”至此, 将赠言之故委婉表达,而作者闻言之后, 感触颇深, 因其笑迂阔一语, 即从“迂”字生情, 将己扯入,而“世之迂阔, 孰有甚于予乎?”作者将自己的迂阔概括为知信古而不知合世, 知志道而不知同俗, 说似自嘲, 实则自况, 是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肯定。作者因博学知古而兴趣高远, 显出与世不同的特性来;因矢志于圣人学者之道而超尘拔俗, 因此难免招致世俗的毁誉, 而作者仍独善其身, 径直前行,“困于今而不知”,“迂阔”之大, 无人堪当比拟。而作者以己“迂”之大, 更进一步、更高一层论述“迂”的含义, 令人心领神会, 议论极为得体。作者以自己虽长期受世人嘲笑, 也绝不苟合世俗, 以至于“困于今而不自知”的坚定态度和忘我精神为例, 心平气和地劝勉对方, 分析利弊,处处为“二生”细心着想, 毫无师长训示晚辈的架子, 反而使人从他为自许自叹中受到教益和鼓舞。因此, 他说“二生”的“迂”和作者的“迂阔”相比,其“迂”甚小,如果“使生持吾言”回故里,那么,“庸讵止于笑乎?”这种慨叹,实际上是以反问的语气鼓励“二生”坚持自己的道路,不必顾虑世俗之人的非难嘲笑。
感慨之后,第三段一开始便照应前文,从正面写赠言之意,仍以“迂”字为中心,极抒笔墨,大肆渲染,“谓予之迂为善,则其患若此;谓为不善,则有以合乎世,必违乎右;有以同乎俗,必离乎道矣。”文中反复突出了二者的矛盾:如果说作者的迂是好的,而黎、安二生担心的正是这个,如果说它是不好的,那么就能迎合世俗而违背古之天理,流于庸俗而悖于圣人之道,其实作者一直在肯定自己“迂阔”的人生态度,也在晓喻黎安二生坚定自己的信念,不为世俗的毁誉困扰,方能有所成就的所谓主人之道。“解里人之惑”和“知古”“志道”是两种不可调合的人生态度,这只能凭一个人的志向去取舍、追求,作者不能越俎代庖,因此作者在阐明二者的高远浅近后,留给黎安二生“择而取之”,同时也以“并示苏君”照应了开头部分提及的由苏轼介绍和作者给黎安二生写赠序的缘起,首尾相应,环环相扣,可谓构思缜密。
本文在写法上的突出特点是递进法,即一层接一层,一层高于一层,层层递进,顺序论述,《古文观止》按云:“文之近俗者,必非文也。故里人皆笑,则其文必佳。子固借迂阔二字,曲曲引二生入道。读之觉文章生气,去圣贤名教不远”。本文通篇以“里人笑为迂阔”一语步步引发,从作文上引到立身行己上去,命题落落大方而论事又细致入微。文章读来似嘲似解,总是自信十足,而以迂阔与不迂阔听人自择,厉中带婉,意尽其意,文尽其妙。通观全篇,“无法不备、无处不切”(《古文笔记注》),文章短小精悍,而内容丰厚,古今并举,涵含颇深。特别是其中论志道知古之说,对读者选择人生的道路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。
此文风格虽逊于韩愈、苏轼之文的奇变恣肆,但也自成一格,醇稳质实,广为人们诵读。可见,曾巩名列八家确有其独特高妙之处,南宋理学家朱熹就非常喜欢曾巩的文章。曾巩的文章纡徐百折,转入幽深,能曲尽笔意,从这篇文章就可见一斑。▲
创作背景
这是一篇应黎生之求而写的赠序,写于公元1067年(治平四年)。黎安二生是苏轼写信推荐给曾巩的。安生和黎生一同学习古文运动所批判的骈文,他们从四川拿着自己的文章来京师拜访曾巩,也是“以文会友”之意。不久后,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。行前,曾巩应黎生、安生之请,写了这篇著名的文章。
宋代·曾巩的简介

曾巩(1019年9月30日-1083年4月30日,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-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),字子固,世称“南丰先生”。汉族,建昌南丰(今属江西)人,后居临川(今江西抚州市西)。曾致尧之孙,曾易占之子。嘉祐二年(1057)进士。北宋政治家、散文家,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,为“南丰七曾”(曾巩、曾肇、曾布、曾纡、曾纮、曾协、曾敦)之一。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。
...〔► 曾巩的诗(10篇)〕月日,愈再拜:天地之滨,大江之濆,有怪物焉,盖非常鳞凡介之品匹俦也。其得水,变化风雨,上下于天不难也。
其不及水,盖寻常尺寸之间耳,无高山大陵旷途绝险为之关隔也,然其穷涸,不能自致乎水,为獱獭之笑者,盖十八九矣。如有力者,哀其穷而运转之,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。然是物也,负其异於众也,且曰:“烂死于沙泥,吾宁乐之;若俯首贴耳,摇尾而乞怜者,非我之志也。”是以有力者遇之,熟视之若无睹也。其死其生,固不可知也。
今又有有力者当其前矣,聊试仰首一鸣号焉,庸讵知有力者不哀其穷而忘一举手,一投足之劳,而转之清波乎?其哀之,命也;其不哀之,命也;知其在命,而且鸣号之者,亦命也。
愈今者,实有类于是,是以忘其疏愚之罪,而有是说焉。阁下其亦怜察之。
臣伏见天后时,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,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,卒能手刃父仇,束身归罪。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;且请“编之于令,永为国典”。臣窃独过之。
臣闻礼之大本,以防乱也。若曰无为贼虐,凡为子者杀无赦。刑之大本,亦以防乱也。若曰无为贼虐,凡为理者杀无赦。其本则合,其用则异,旌与诛莫得而并焉。诛其可旌,兹谓滥;黩刑甚矣。旌其可诛,兹谓僭;坏礼甚矣。果以是示于天下,传于后代,趋义者不知所向,违害者不知所立,以是为典可乎?盖圣人之制,穷理以定赏罚,本情以正褒贬,统于一而已矣。
向使刺谳其诚伪,考正其曲直,原始而求其端,则刑礼之用,判然离矣。何者?若元庆之父,不陷于公罪,师韫之诛,独以其私怨,奋其吏气,虐于非辜,州牧不知罪,刑官不知问,上下蒙冒,吁号不闻;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,枕戈为得礼,处心积虑,以冲仇人之胸,介然自克,即死无憾,是守礼而行义也。执事者宜有惭色,将谢之不暇,而又何诛焉?
其或元庆之父,不免于罪,师韫之诛,不愆于法,是非死于吏也,是死于法也。法其可仇乎?仇天子之法,而戕奉法之吏,是悖骜而凌上也。执而诛之,所以正邦典,而又何旌焉?
且其议曰:“人必有子,子必有亲,亲亲相仇,其乱谁救?”是惑于礼也甚矣。礼之所谓仇者,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;非谓抵罪触法,陷于大戮。而曰“彼杀之,我乃杀之”。不议曲直,暴寡胁弱而已。其非经背圣,不亦甚哉!
《周礼》:“调人,掌司万人之仇。凡杀人而义者,令勿仇;仇之则死。有反杀者,邦国交仇之。”又安得亲亲相仇也?《春秋公羊传》曰:“父不受诛,子复仇可也。父受诛,子复仇,此推刃之道,复仇不除害。”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,则合于礼矣。且夫不忘仇,孝也;不爱死,义也。元庆能不越于礼,服孝死义,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。夫达理闻道之人,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?议者反以为戮,黩刑坏礼,其不可以为典,明矣。
请下臣议附于令。有断斯狱者,不宜以前议从事。谨议。
太史公曰:吾闻之周生曰:“舜目盖重瞳子。”又闻项羽亦重瞳子。羽岂其苗裔邪?何兴之暴也?夫秦失其政,陈涉首难,豪杰蜂起,相与并争,不可胜数。然羽非有尺寸,乘势起陇亩之中,三年,遂将五诸侯灭秦,分裂天下而封王侯,政由羽出,号为霸王,位虽不终,近古以来,未尝有也。及羽背关怀楚,放逐义帝而自立,怨王侯叛己,难矣。自矜功伐,奋其私智,而不师古,谓霸王之业,欲以力征经营天下,五年,卒亡其国,身死东城,尚不觉寤,而不自责,过矣。乃引“天亡我,非用兵之罪也”,岂不谬哉!
正义高祖初定天下,表明有功之臣而侯之,若萧、曹等。 太史公曰:古者人臣功有五品,以德立宗庙、定社稷曰勋,以言曰劳,用力曰功,明其等曰伐,积日曰阅。封爵之誓曰:“使河如带,泰山若厉,国以永宁,爰及苗裔。”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,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。
余读高祖侯功臣,察其首封,所以失之者,曰:异哉新闻!《书》曰“协和万国”,迁于夏、商,或数千岁。盖周封八百,幽、厉之后,见于《春秋》。《尚书》有唐虞之侯伯,历三代千有余载,自全以蕃卫天子,岂非笃于仁义、奉上法哉?汉兴,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。天下初定,故大城名都散亡,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,是以大侯不过万家,小者五六百户。后数世,民咸归乡里,户益息,萧、曹、绛、灌之属或至四万,小侯自倍,富厚如之。子孙骄溢,忘其先,淫嬖。至太初,百年之间,见侯五,余皆坐法陨命亡国,丰耗矣。罔亦少密焉,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。
居今之世,志古之道,所以自镜也,未必尽同。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,要以成功为统纪,岂可绲乎?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,亦当世得失之林也,何必旧闻?于是谨其终始,表见其文,颇有所不尽本末,著其明,疑者阙之。后有君子,欲推而列之,得以览焉。
夜读《李广传》,不能寐。因念晁楚老、杨民瞻约同居山间,戏用李广事,赋以寄之。
故将军饮罢夜归来,长亭解雕鞍。恨灞陵醉尉,匆匆未识,桃李无言。射虎山横一骑,裂石响惊弦。落魄封侯事,岁晚田间。
谁向桑麻杜曲,要短衣匹马,移住南山?看风流慷慨,谈笑过残年。汉开边、功名万里,甚当时、健者也曾闲。纱窗外、斜风细雨,一阵轻寒。
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,必有过人之节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,匹夫见辱,拔剑而起,挺身而斗,此不足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,卒然临之而不惊,无故加之而不怒。此其所挟持者甚大,而其志甚远也。
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,其事甚怪;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,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。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,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;而世不察,以为鬼物,亦已过矣。且其意不在书。
当韩之亡,秦之方盛也,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。其平居无罪夷灭者,不可胜数。虽有贲、育,无所复施。夫持法太急者,其锋不可犯,而其势未可乘。子房不忍忿忿之心,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;当此之时,子房之不死者,其间不能容发,盖亦已危矣。
千金之子,不死于盗贼,何者?其身之可爱,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。子房以盖世之才,不为伊尹、太公之谋,而特出于荆轲、聂政之计,以侥幸于不死,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。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。彼其能有所忍也,然后可以就大事,故曰:“孺子可教也。”
楚庄王伐郑,郑伯肉袒牵羊以逆;庄王曰:“其君能下人,必能信用其民矣。”遂舍之。勾践之困于会稽,而归臣妾于吴者,三年而不倦。且夫有报人之志,而不能下人者,是匹夫之刚也。夫老人者,以为子房才有余,而忧其度量之不足,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,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。何则?非有生平之素,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,而命以仆妾之役,油然而不怪者,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,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。
观夫高祖之所以胜,而项籍之所以败者,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。项籍唯不能忍,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;高祖忍之,养其全锋而待其弊,此子房教之也。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,高祖发怒,见于词色。由此观之,犹有刚强不忍之气,非子房其谁全之?
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,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,不称其志气。呜呼!此其所以为子房欤!
夏四月,取郜大鼎于宋,纳于大庙,非礼也。
臧哀伯谏曰:“君人者,将昭德塞违,以临照百官;犹惧或失之,故昭令德以示子孙。是以清庙茅屋,大路越席,大羹不致,粢食不凿,昭其俭也;衮冕黻珽,带裳幅舄,衡紞纮綖,昭其度也;藻率鞞鞛,鞶厉游缨,昭其数也;火龙黼黻,昭其文也;五色比象,昭其物也;钖鸾和铃,昭其声也;三辰旂旗,昭其明也。夫德,俭而有度,登降有数。文物以纪之,声明以发之,以临照百官,百官于是乎戒惧,而不敢易纪律。今灭德立违,而置其赂器于大庙,以明示百官。百官象之,其又何诛焉?国家之败,由官邪也;官之失德,宠赂章也。郜鼎在庙,章孰甚焉?武王克商,迁九鼎于雒邑,义士犹或非之,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。其若之何?”公不听。
(周内史闻之,曰:“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!君违,不忘谏之以德。”)